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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文化在复杂社会技术系统安全控制中的作用

  
评论: 更新日期:2016年04月18日

  【摘要】随着复杂社会技术系统的发展,安全文化对于系统的安全运行越来越重要。安全文化是人们关于安全问题的价值观、态度及行为方式的集合体。人们往往在态度与价值观层次上利用问卷调查的形式探讨安全文化的维度结构,从而指导实践。安全文化在个体层面上通过影响安全绩效的决定因素来影响安全绩效,而从组织事故发生的路径来看,不良安全文化影响各级防御措施中的人与设备,是造成各种潜在失效和现行失效的根因。系统的安全控制应该充分利用安全文化进行管理,积极地推动安全文化建设,引导组织控制向社会控制转变,并且合理地应用安全文化评估进行组织前馈,从而更好地预防事故的发生。
  【关键词】安全文化安全控制纵深防御前馈
  1 引言
  核电、化工、石油、石油化工、航天航空等组织均属于复杂社会技术系统,其安全控制是组织管理的重要方面。过去,人们关注的是技术设备的可靠性,集中表现在二战后的可靠性工程(reliability engineering) 。当技术的可靠性提高到相当程度,作为操作者的人的可靠性便凸显出来,20 世纪70 年代开始出现了人因工程( human factors engineering) 研究,这也是行为科学介入社会技术系统安全控制的里程碑。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发生后,许多组织因素和社会因素进入安全控制研究视野,组织错误与安全文化成为安全管理研究的新动向。专家们认为仅靠规章制度并不能杜绝不安全行为,规章制度毕竟是有限的,而文化却能渗透到组织的每一个角落、每一层次上,使员工能够进行社会控制和自我控制。
  2 安全文化的概念与结构
  2. 1 安全文化的概念
  在安全管理领域,20 世纪70 年代后,人们开始注意到安全态度、安全管理承诺对安全的影响。1980 年Zohar 首次在研究中使用安全气氛(氛围) 的概念,并把安全气氛定义为组织内员工共享的对于具有风险的工作环境的认知。1986 年,Chernobyl 核泄漏事故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安全咨询组首次使用了安全文化的概念,认为是核电站内长期存在的不良安全文化导致了事故的发生。比较流行的安全文化定义是国际核设施安全顾问委员会(Advisory Committeeon the Safety of Nuclear Installations ,ACSNI) 1993 年提出来的。安全文化是决定组织的安全与健康管理承诺、风格和效率的那些个体或组织的价值观、态度、认知、胜任力以及行为模式的产物。Lee 与Harrison 认为,对安全文化来说有两点是关键的:一是通过提供便利的工具来避免事故或伤害是组织中每个人的职责;二是角色行为与社会规范的强化相结合创造的一组共同的期望或生活方式,并传递给每一个组织成员[1 ] 。
  安全文化具有两种主要内容:
  ①由组织政策、程序和管理行为决定的框架;
  ②个体与群体的集体反应,如价值观、信念、行为等。具体表现为人工产物、制度、精神、价值规范等4 个层次的安全文化。其中,价值规范是最重要的,其他各层的目的就是使每个个体形成良好的价值规范,不仅有“安全第一”的观念,还要在各种组织程序中自上而下地考虑安全问题,在日常工作中表现出良好的安全行为习惯。
  2. 2 安全文化的维度结构
  研究者往往在价值观与态度层面上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确定某些关键指标,从而刻画或评估安全文化。Zohar 利用探索性因素分析发现安全文化(Zohar 称之为安全气氛) 有8 个维度:安全培训、安全管理态度、安全操行对晋升的作用、工作场所的风险知觉水平、工作节奏、安全员的地位、安全操行对社会地位的贡献、安全委员会的地位。Harvey 等人采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得到了6 个维度:管理风格与沟通、责任感与承诺、冒险、工作满意度、安心工作、风险意识。Cox 与Cheyne 的研究得到9 个维度:管理承诺、安全第一、沟通、安全规则、支持性环境、卷入、个体对安全的需要与优先、个体的风险知觉、工作环境。Coyle 等人在两个相似的组织的研究中得到了不同的维度,一个组织是7 个维度:管理与维护问题、公司政策、责任感、培训与管理态度、工作环境、程序、个体权威;另一个组织3 个维度:工作环境、个体权威、培训与组织强化。Diaz 与Cabrera 研究得到6 个维度:组织的安全政策、安全与效益的侧重、对安全的群体态度、特殊预防措施、知觉到的整个组织的安全水平、知觉到的岗位上的安全水平。Glendon 与Litherland 的研究得到6 个维度:沟通与支持、程序的完备性、工作压力、个体防护装备、关系、安全规则。Flin 等人归纳不同研究结论后认为,有3 个主要因素还是一致的,如管理监督、安全系统、风险,再加上两个经常出现的如工作压力、胜任力,构成了安全气氛的“大五”因素[2 ] 。Glendon 与Stanton 总结了研究中经常出现的6 个维度: 管理态度、培训、程序、风险知觉、工作节奏、员工卷入[3 ] 。
  对于这种因素结构上的差异可以有诸多解释,如调查工具的差异、样本差异、方法上的差异等。但各种研究之间还是有一些类似的成分,如安全管理承诺(或态度) 、安全培训、风险知觉等,这为安全文化实践提供了有益的指导。3 安全文化对安全绩效的影响单纯的技术与设备的进步并不能杜绝事故的发生。那些成功与不成功的安全控制关键在于人的变量。员工对安全的态度、价值观与卷入程度以及管理层的价值观(对员工福利的关注) 、管理和组织实践(培训的充分性、安全设施的供应、安全管理系统的质量) 、沟通等文化因素影响许多组织过程,从而产生与安全有关的结果,诸如事故和事故征候。
  Neal 与Griffin 在员工层次上对安全文化的作用机制进行了探讨。他们基于Campell 等人的职务绩效理论提出了一个安全绩效模型,区分了安全绩效的内容、决定因素和绩效的先行变量。模型包括两种安全绩效:安全遵守和安全参与。安全文化对安全绩效的影响受员工安全知识和激励程度的调节。安全知识与技能更多地影响安全遵守,而安全动机更多地影响安全参与。Cheyne 与Cox 等人认为,组织中对于安全问题的个体的卷入、沟通等因素通过影响个体的责任心而影响安全活动。
  Reason 则从组织事故发生路径的角度来分析安全文化对安全绩效的影响。他认为现代复杂社会技术系统发展具有以下4 种特征:
  ①系统越来越自动化;
  ②系统越来越复杂和危险;
  ③系统越来越不透明;
  ④系统越来越多的防御设施和技术。
  纵深防御系统,主要是指技术系统的冗余和容错设计。
  由此,提出了贡献因素(contributing factors) 、潜在失效(latentfailures) 和现行失效(active failures) 等概念。事故的发生存在多重原因(multi2causality) ,管理失效、人误、违章都是事故的贡献因素,只有多种人误、违章或技术失效在时间上重合,才能共同引发事故[4 ] (见图1) 。而这一过程中,事故路径要经过各级纵深防御系统才能产生严重后果,所有的环节也只受那些在整个组织中起作用的因素影响,安全文化就是其中最显著的因素。文化渗透到组织的每一个角落,也只有文化才能影响所有的防御系统,包括人与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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