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正月初一早上，我回乡在幺爸坟前烧纸时，碰到了小璇兄弟——幺爸唯一的儿子。几句闲聊下来，我如鲠在喉：这些年，没有文化的小璇四处打工，备受折磨，我这个做兄长岂不惭愧?幺爸过世后我便奔波他乡，连父母都顾不过来，哪来时间小璇?

　　“哥，等会去你家喝酒吧?”还好小璇正值青春年少，似乎没有烦恼。

　　“还喝?”我厉声道，“你老爸就是喝出事的!”我不自觉靠着桔树，往事一幕幕涌上心头……

　　那是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年夏天，我正在重庆永川准备毕业资料时，接到父亲打到传达室的电话：“你幺爸死了，在福建摔死了。你是不是找他借过钱?”我不敢相信，忙叫再说一遍。“他的骨灰都上火车了。我那可怜的兄弟!”父亲哽咽着挂了电话，我则木立无语。

　　与其说幺爸可怜，不如说他命苦。作为“文革”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幺爸前半生过得非常艰难。当时正逢包产到户，所以四个兄弟一个姐姐各忙一亩三分地;幺爸七岁时爷爷过世，一家生活全凭多病的奶奶操持。成绩优秀的幺爸上完高中，便因家贫辍学，在乡中学当了一名代课老师;几年后，他见代课老师工资太低，便跟随亲戚们到外面打工。幺爸一直对我格外看重。记得我初一某次代数考了99分，因没得满分被他狠狠责骂了一回。进师范学校后，有几个月生活费“断炊”，家里又青黄不接，我便写信给福建工地上的幺爸。幺爸寄来汇款，并附有“你工作后要教小璇”等语。

　　“为什么?为什么您不能等我几个月?”良久，我从传达室里，一步步挪回宿舍。脑海中全是幺爸的音容笑貌，我哪有心情上课。接下来，通过姑父、叔伯的电话，我大致了解了他幺爸出事的前前后后。

　　在姑父的帮助下，幺爸一家人来到福建的某个建筑工地。幺爸负责挑砖上楼，幺婶负责装担，六岁的小璇则在附近的幼儿园上学。幺爸长得人高马大，又能吃苦，劳力挣钱不在话下。他与幺婶商量好了，先辛苦几年存点钱，然后回家盖房。为此，几个月前奶奶过世，幺爸硬是忍着悲痛，没有亲往送葬。

　　出事那天中午，幺爸和姑父等人聚餐。因为嫌天热，一伙人便喝起酒来。幺婶说下午要干活儿，不要喝了。幺爸说，这点酒算不了什么，我的酒量你还不知道。大约下午14：00，止不住幺婶的劝告，幺爸挑着200多斤的砖块便迈开步子上楼。当他来到五米多高的二楼过道时，打了个趔趄，后退一步踏空，便倒立着摔了下来。这种小工地，不但没有安全巡查人员，连基本的安全防护设施也没有。幺爸的头撞在倒立的砖头上，当场死亡!

　　幺婶痛不欲生，一面料理幺爸的后事，一面与姑父他们找工头理论。“他自己酒后上工，与我何干?”人生地不熟，加之工头势大，幺婶只好拿着的所谓一万元“安抚费”，自认倒霉。没有文化的没想过用《劳动法》维权，更不知道请律师诉讼。父亲兄弟几个文化程度不高，加之天高地远，也空自伤悲。

　　话说幺婶带着幺爸的骨灰回乡安葬后，见呆在家里也不是办法，便依旧带着小璇外出务工。后来，幺婶改嫁忙自己的事儿，也没时间搭理小璇。我到广东后，开始给小璇打过几次电话。看到不但没有效果，反让他生厌时，感觉鞭长莫及，遂不了了之。岁月如棱，过年见到小时，才发觉他已变成了“大璇”。其实，自从祖坟离开后，我一直在想，“大璇”内心是否明白：所有这一切，正是父亲“喝”出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