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有一个最常见、最受敬畏的偶像，那就是人们最熟悉的龙。龙是影响最为深广的远古图腾，它诞生于东方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是华夏文化的重要标志。因此，中华儿女，无论居住在地球上的哪一个地方，都以“龙的传人”自称，都以“龙的传人”而自豪。

龙在一般意义上，是吉祥与全能的象征，它不属于生物学的物种范畴，也不具备哲学意义上的物质性，但它是人们观念与幻想外化的产物，换言之，是意识的一种物态表现。从历史科学的角度看，它是先民们与大自然斗争和取得斗争胜利的图像记录，是一种概括性极强的关于人神合一的符号。对它的崇拜，形成了一种以此为标志的文化体系，“龙文化”在人类文化的雄伟殿堂里，一直毫无愧色地端坐其中。它既代表了人类对大自然独有的征服能力，又表现出大自然对人类的横暴与肆虐。就是这样一个什么都不像，又什么都像的神物，亘始以来，人们在它面前虽然诚惶诚恐，又不得不顶礼膜拜、由衷致敬。

先民们用自己的双手制造的这尊连生命都不存在的形象，在他们的心中又为何那么被视为至尊呢?神话学家蔡大成对此做了精辟的解释：“龙在文化含义中是一种生命的符号，象征着古人对生命的循环、死而复生的愿望。”从这点上人们不难看出，古人把生命，也就是把自身的活着看得多么重要，以至寄希望于长生不老或死而复生。这虽是一种混沌的生命观念，但它毕竟表现出了一种对生存、活着的强烈要求。正是这种要求，才造出了龙的形象——蛇身、马头、鹿角、鸡爪等。因为在古人看来，蛇老了，脱一层皮就年轻了；鹿角每年都萌生鹿茸；鸡爪的“鸡距”表明鸡的老嫩；马的“牙口”可断其岁龄，等等。这些都是生命体的生命信号，尤以蛇身为本，反映了古人祈求长寿的心愿。可见神话学家的解释非常接近安全文化。

人类在初始阶段，自然灾害、万物险恶层出不穷，尤其是从亚洲东部这个地势很高的青藏高原上淌出的，涂染着黄色的大河，给华夏先民的生存环境带来了千难万险，也正是因为有此万难千险，才造就了至今都闪着光辉的民族精神，才强烈地刺激着一种文明的生长。因为要真正摆脱险恶，在那个极端荒蛮浑噩的状况下靠什么?靠群体的力量，靠部落间的联盟，汇成强大的人力与自然抗衡，方能征服自然。所以，闻一多先生曾在《伏羲考》中指出，作为中华民族象征的“龙”的形象，是蛇加上各种动物而形成的。这可能意味着以蛇图腾为主的远古氏族部落，为战胜自然灾害和防御远方部落的侵扰，而不断联合附近其他部落，即蛇图腾不断合并其他图腾逐步演变而为“龙”。

以上两种观点说明，上古之人已认识到“活着是美丽的”，并有意识地开始了对保全生命的追求，以及为实现这一追求采取了行动，概括地说就是，在那个以“龙”为图腾的时代，以及在这一时代形成过程的漫长岁月里，先民们就已经懂得了珍惜生命，并且找到了以汇聚人力来战胜灾祸、实现生命安全的方法。

　　中国的文明，在人类历史上是一种非常早熟的文明，这是举世公认的，而这种早熟的现象，在历史学家看来，与恶劣的自然环境有关。改变环境、消灾避祸的强烈愿望，刺激着一种积极力量的产生，幻化出无穷的与万物险恶斗争的创造力，于是文明产生了，简而言之，在险恶的自然环境与人类文明的发祥之间，存有一座极易被人忽略的壮美金桥——安全。安全作为人生的一种不可或缺的需求，在通往文明的路上，起到了动力的作用，在文明的曙光照亮人类之后，又作为文化的一部分，以消灾防害、避险躲祸为特征流传下来，它的符号就是“龙”。

尽管民间也流传着有关龙是兴风作浪的、不能得罪的、横暴的神异之物的说法，但这丝毫不影响它作为吉祥之物的伟大名声，因为它形象的凶暴与兴风作浪的习性，并不是不可降伏的。人们的顶礼膜拜正是为了祈求它别发怒，求它与人为善。我国自古就以农业立国，气候与水情对农业生产至关重要。“龙，水物也”。(《左传·昭二十九年》)治水，也就是降龙，但这一人类的壮举，在当时多是以求它别发怒为托辞的。与之相关的如历算、土地丈量等都先于西方千余年被开创出来。这些都是早熟的文明，作为文化遗产，至今仍呈现着它永世不衰的辉煌；作为与龙有关的文明，它为人类最终适应自然奠定了基础。

关于龙与人的关系，需要重视的是，继燧人氏钻木取火之后，女娲补天和伏羲画卦的故事也是与龙有关的珍贵的历史传说。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说的是她为拯救人类改造自然的事；而伏羲用线段、圈点画卦作河图洛书则是以记号的方式，来表明事物的变易和变易的规律，也即寻求改变现实事物的途径来为人类消灾避祸，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用科学和理性改造大自然。这一史实有《太极八卦图》和《河图》、《洛书》为证。然而女娲、伏羲氏到底又是什么?不是别的，他们是巨大的龙蛇，这在真正的远古人们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