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2月，我成为了一名建筑工人。上班之初，每次从工房进入工地，我总把藤条安全帽牢牢地扣在头上。但几个月下来，没有出什么事，加之天气渐热，戴上安全帽很不舒服，渐渐地思想麻痹，以为戴不戴都无所谓。

　　那天，我戴着草帽跟车作业。卸车的厂房地面是回填土，使用的是一台苏式嘎斯卡车，车辆满载后倒车特别费劲，汽车一拱一拱地哆嗦着后退，震得厂房和地面都跟着微微颤动。就在我全神贯注地指挥汽车绕障碍时，猛然间，一股巨大的力量打在我头上，当时我便摔倒在地。

　　我趴在地上，只感觉头疼得难受。头蒙蒙中听见工段长田文太喊：“快，快。”紧跟着一双手伸到我腋下，我全力较劲抵抗，心里只想再静静地趴一会儿。结果来了更多的人，将我架起，飞快地送往医院。

　　当我捂着头侧的“包”回到现场后，工友们让我看那根“肇事”的撬棍，望着那根挺粗的撬棍，我倒吸了一口凉气，如果再往头顶偏一点儿，恐怕我就很难生还了。

　　几天以后，一个工友悄悄对我说：“那根撬棍是拆房顶让吊车出杆时留下来的，准备以后再用，可谁能想到它会掉下来呢?”

　　这起事故，虽没有给我造成大的伤害，但却让我更深刻地理解了安全生产领域里的“海恩法则”：每一起严重事故的背后，必然有29次轻微事故和300起未遂先兆，以及1000个事故隐患。显然，在安全生产中，哪怕提前防控和治理了999起事故隐患，但只要有一起被忽略，就有可能诱发严重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