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鞍山等既是近代新兴资源型城市同时又是钢铁、水泥等大型工业基地，煤炭的消耗量也相当大，城市环境污染尤为严重。1881年，开滦唐山矿建成出煤，后唐山细棉土厂、唐山制钢株式会社、唐山发电所等相继建成投产，城子庄一带开始形成水泥、炼钢、发电粉尘污染区域，粉煤灰池、铁矿渣堆也开始在这一带出现（《唐山城市建设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53页）。20世纪前期有人描述鞍山的情况：“以工业区的巨人那样姿态而出现的鞍山在东三省占据着骄傲的最高的宝座。既看不见蓝天，也没有飞鸟，地上更不生一些紫花碧草……烟，烟--烟遮盖了一切，它用那冷酷，窒塞的可憎的黑色浓汁，涂抹一切的东西。”（成聚：《黑烟笼罩下的鞍山》，《广播周报》1936年第100期）
    近代大气污染与工业布局、城市化进程及治理措施
        近代以来大气污染问题的凸显与中国新式工业布局不合理以及城市化的畸形发展密切相关。首先，全国范围内的工业布局不合理。据调查，1927年，上海、武汉、天津、无锡、北京、广州、重庆等几大城市集中了全国近40%的新式工厂。1933年，上海、天津、武汉、无锡、广州、青岛六城市工业生产值占全国69%。其次，近代城市内工业空间布局也不合理。上海早期外商及华商企业大多设在黄浦江、苏州河沿江地区，形成杨树浦、南市、曹家渡、闸北4个工业集中区。上海解放前夕，全市工厂10079家，分布在工业区的2263家，占全市工厂22.5%；分布在非工业区的7816家，占77.5%，大量工厂与居民住宅交错在一起，对空气质量影响很大。抗战时期，沿海及长江中下游的工矿企业有400多家迁到重庆。绝大部分内迁工厂在对重庆的地理环境、生产资源、市场等都不十分清楚的情况下，漫无系统，仓促兴建，工业区和居民区犬牙交错，布局极不合理（《重庆市志》第1卷，第774-775页）。
        城市化进程加快伴随不合理的工业布局造成的病态发展带来很多不良社会影响。首先，工业的高度集中，势必对这些工业集中的地区和城市的环境产生不良影响。上海的粉尘、废气污染于19世纪末在租界出现，如吴蕴初味精厂初创时，设在上海的一条弄堂内，由于工业的废水、废气扰民，曾引起附近居民与吴蕴初的矛盾。其次，人口过于集中及布局不合理所产生大量生活污物、污水容易造成空气质量下降。再次，近代城市集中大量现代化交通工具，容易造成空气污染。例如1940年代汽车排放污染空气的情况在一些大城市普遍存在。上海公共租界1940年不仅出现了公共汽车的拥堵，还带来烟尘污染。为此工部局多次警告公共汽车公司，要求其投入更多资金购进新式不冒烟的公共汽车（《上海公共租界董事会会议录》，第28册第572页）。
        对于城市空气污染问题，明清时期尚缺乏有效应对，而近代以来政府和民间均采取了一定的措施。政府颁布一些条例、实施工厂检查，开展工厂安全运功、平民新村运动、改善城市基础设施等等，取得一定效果。比如针对北京居民因煤毒致死的惨剧时有所闻，政府张贴布告，告诉百姓安设煤筒，开启窗户，或把炉子拿到院子燃烧后再拿进屋。在上海，1887年石印社的煤烟被周围居民视为公害。工部局向石印社提出警告，要求其采取增高烟囱等减轻污染措施（《上海公共租界董事会会议录》，第9册第592页）。1933年12月，政府公布陆上交通管理规则，其中规定“汽车行驶时，不得泻放发出巨响或含有烟雾恶臭气体。”广州市政府制定颁行车辆肩舆交通规则，其中规定“车夫须常注意车机洁净。勿许机油飞烬，及放出秽气等弊”。济南市政府也颁布过取缔市区桐油煎熬的法规（《取缔煎熬桐油》，《济南市市政月刊》，1930年第3卷第2期）。
        对于空气污染问题，近代中国知识界较早就开始关注。当时的报刊对近代西方工业化过程中所发生的大气污染现象多有报道评论，并警醒国人：“各国人士，渐渐对这个问题加以注意。东京警察当局且已于最近举行煤烟防止宣传，开始‘都市净化运动’了。……对于这个问题，还是昏昏沉沉，麻木无知的，恐怕只有我们中国了！”（胡渭桥：《都市煤烟防止问题》，《科学时报》1935年第3期）一些专门介绍欧美和日本煤烟防治技术的文章不时见诸报端。当时提出的举措包括限制煤炭的使用量和范围、增加工厂烟囱高度、对汽车进行更新换代、设立完备的污物处理厂、限制化学工业、将污染严重的工厂搬到郊外以及培养干练伙夫等。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知识分子提出一些有见地的思想，如实施分散主义的城市建设、建设田园都市，通盘考虑交通、城市与乡村、农业与工业的协调发展；市政专家董修甲还提出小都市对于交通管理、治安、卫生好处极大，应该积极建设小都市、花园城市、卫星城市（董修甲：《都市建设的集中主义与分散主义》，《国民经济月刊》1937年第1卷第1期）。尽管这些认识并不完全科学，有些措施也未能真正实行，不过仍间接对缓解城市污染有所帮助，对我们今天正确认识和应对空气污染与雾霾问题亦有一定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