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番在地方层面，面对为数众多的小煤矿主的合法矿产，赎买依据由政府定，作价由政府定，交割日期由政府定……只有出路是这些人自己想，其间满眼都是灰太狼做派，全无中央政策的喜洋洋味道

　　先是山西，后是内蒙，煤炭输出大省纷纷开始了资源整合。尽管区域有别，细则各有不同，但所执行的思路几无例外，基本都是通过行政力主导，促成本地私营煤矿企业尽快与本地国有煤炭集团完成整合。当然，整合的理由似乎天然正确，或者是“建设大中型矿源地、大中型矿业集团、高标准现代化矿山”，或者是“提高资源就地转化率”，或者是“淘汰落后、优化结构”，又或者是“打破官煤勾结联系”。但从效果上看，短期内变得更加庞大的国有煤矿集团是否变得更有效率不得而知，反倒颇多了些不知出路何在的“前煤老板们”。

　　必须看到的是，由昔日小矿主多如牛毛引致的“民进国退”当然不足欢呼，而今日由行政指令操控的“国进民退”亦不足取。根本原因，在于前者虽然产生了不少问题、矛盾，但彼时的孰进孰退，毕竟是在发展中自然产生的结果，问题矛盾都可归之于监管不力。但后者则全由地方政府包揽，从目标设计到实施方略，完全是超越监管的，直若地方主政者为此赌上了信用，一旦实施后效果不如意，比如事故仍频，比如国有资产仍有流失，比如企业效益仍不如意，则可能带来地方政府颜面尽失、信誉扫地的负面后果。

　　此外，因山西首倡的资源领域“国进民退”还可能带来其他方面的问题。

　　一是作价补偿是否公平，对此议论已经相当之多。诚然，有些地方的小煤窑矿主或许得到了官方的溢价补偿，但在衔枚急进的国有化过程中，一定也不乏有小矿主因效率而忍受了不公平，甚至遭到了严重的财产损失。据说，这种情况更易发于那些接手矿权不久的外来资本当中。立足未稳，先被政策杀得人仰马翻，后是投告无门、含恨退出。换言之，作价补偿是否公平，已不仅是山西本地的资本利益切割，还可能涉及到对外部资本利益的明显侵占了。

　　二是即令在山西本地利益切割中，因政策突兀的调整，而主动伤害私有产权利益也是不公正、不合理的。从媒体总结的情况来看，从2005年开始，山西开始对煤炭资源实行改革，旗号是“资源有偿，明晰产权”，因此当时吸引了一大批投资者进入，而不到四年时间又开始重新洗牌。行政思路忽左忽右之中，因国企亏损卸责在先，因民企盈利摘桃在后，虽然生财维稳有术，但惟独缺乏足够负责任的印象。

　　三是就对待民营资本“打破垄断、放水养鱼”的整体趋势而言，山西、内蒙的做法不仅是背道而驰，而且过于简单粗暴。为了民营经济发展，党中央、国务院都曾下发过多个文件，比如“非公经济36条”等，温家宝总理也曾专门发表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讲话，其中“我们必须为民营资本的进入和民营企业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等等，均情真意切、暖人肺腑。这些自上而下的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的举措，本身都不附加任何限制性条件，所体现的都是中央政府的包容和接纳。而此番在地方层面，面对为数众多的小煤矿主的合法矿产，赎买依据由政府定，作价由政府定，交割日期由政府定……只有出路是这些人自己想，其间满眼都是灰太狼做派，全无中央政策的喜洋洋味道。

　　此外，因为有关地方政府的短期行为，国内经济领域还忽然多了一笔横冲直撞的“煤老板”资金，构成了若干市场领域的重要变数——先据说中它们要杀到楼市，北京房价于是先和东京接轨；又据说它们要杀到股市，主板、中小板由此多了一批做梦等待解放的倒霉蛋儿。它们看上什么，什么都要折腾，它们和开发商一样人人叫骂，却少有人关心，是谁放这些害群之马破栏而出。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私有产权对维系市场经济活力的重要性已经毋庸讳言，但我们中不少人三十年后却仍对各种管制的效率损耗认识模糊，乃至拜倒在种种虚妄的统御力脚下。其实，本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早就说过，“那些主张管制的人没有告诉我们，他们应该按照什么方法来组织”，“它将如何获得信息，它的代理人如何选择，怎么激励他们做好工作，以及怎么对他们的工作加以监督、奖励或制裁。”

　　显然，把资源完全交给地方政府，未必会比放在小矿主那里更好，对当地社会更有利。在当前，各种资源价值看涨的时刻，尽管有国家、民族、战略、未来等堂皇的名头，如果在行政操作上一意孤行、忽略制度细节，甚或基层为讲求目标进度，以模棱两可的公共利益作为制订政策依据的话，将可能不仅伤害那些小矿主们，还可能伤害更多样的私有产权利益关联方，乃至伤害维系改革共识的民意基础，最终导致意料之外不可控的副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