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安全文化基础薄弱。法国、德国的企业安全文化是制度至上理念，企业安全制度是员工的行为准则，任何人都不能违反的。这种安全价值理念与取向，使得法律规定的“雇员有权拒绝在有损健康的危险环境下工作”，会得到雇员切实执行。还使得雇员的行为自觉规范，违章导致的事故得到较好控制。美国自1776年独立以来，曾经有13年没有国君，国家依旧能够稳定，原因在于“宪法至高无上”深入人心。我国“人治”的传统，使得我们在赶工期、献礼工程、首长工程面前，必然会把安全放在一边，企业安全文化难以形成。
　　
　　三是安全生产执法监管不力。与一些国家相比我国的安全生产监管力度不强；安全生产监察力量薄弱；安全监察缺乏有效的技术保障手段。尤其政府惯于采用的运动式检查，造成安全要求时紧时松：下属行政部门等待上级每年专项检查的工作安排，企业则等待上级检查时把领导应付好。这种工作惯例，使得安全管理工作无法做到长期、稳定、连续。
　　
　　四是违法处罚不能落到实处。国外是以个人能力和资格为基础发展企业，如日本法律规定，一级注册建筑师可以成立一级设计事务所。所以，事故发生后，国外首先是处罚具有执业资格的负责人，甚至终身不得再涉入此行业。我们是以企业资格填充有能力的个人，如一级企业，按规定凑足和保持若干一级建造师。事故发生后只是降低企业资质等级，并不影响个人职业生涯。责任的轻重差别，直接导致责任心的大小。
　　
　　五是安全生产科学技术作用远未得到发挥。一方面是建筑安全研究工作不足，全国众多的建筑科学院，没有一家有专门的安全研究所，导致安全的技术创新落后于安全工作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安全投入不足，我国20世纪90年代每年平均的生产安全投入占GDP比例仅为0.7%，而发达国家高达3%以上。用万人投入率比较，美国是我国的3倍，英国是我国的5倍，日本是我国的3倍多。
　　
　　针对上述问题，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1.提高安全文化素质，传播安全文化。塑造企业安全文化是一项长期、艰巨而又细致的心理工作，它需要企业有意识、有目的、有组织地进行长期的总结、提炼、倡导和强化。为此，在塑造企业安全文化过程中，要把企业安全文化所确定的价值观全面地体现在企业的一切经济活动和员工行为之中，并利用制度强化企业安全价值观，把它渗透到企业的每一项规章制度、政策及工作规范、标准和要求当中。只有员工把那些安全制度变成了自己的行动指南，从思想上接受企业倡导的安全价值理念，企业安全文化才有恒久的活力。
　　
　　2.落实“以人为本”的治国方略。各级领导都应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关注安全，关爱生命，坚持不懈地把安全生产工作抓细、抓实、抓好。毕竟，安全工作是政府必须承担的责任之一。国外政府只负责监管工程安全、环保等涉及生命和公众利益的事项，其它都交给市场和法律解决，在行政资源并不丰富的情况下，我国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更应该大力支持发展市场力量，特别是中介服务，把自己更多的力量投放在公共利益的服务上，而不是行政审批上。安全监管工作应改变运动式检查，借鉴国外政府安全检查事先不通知的做法，加强日常巡视，实现检查常规化。
　　
　　3.强化个人执业资格，弱化企业资质。我们一些规定中要求企业的注册资格人员数量，其实人员数量不应是政府管理的责任。政府对行业准入管理在于要求企业有资金能够进行运行和赔付、有注册资格的人员有能力完成任务，包括承担质量安全责任。注重注册资格人员数量，很容易发生无人担任的问题。出现安全质量问题，以处理企业为主、直接责任人为辅的做法不利于强化责任意识，并直接影响市场管理效果和力度。因此，质量安全事故应主要由有注册资格人员承担直接责任。
　　
　　4.建立激励机制，鼓励企业投保。保险虽然已经推行，但企业的积极性并不高，其中与保险费用直接相关。行业协会应代表建筑企业与保险行业磋商，解决保费过高的问题。同时，实行与安全业绩挂钩的浮动费率，既要达到激励投保方主动投保的目的，也通过提高安全工作的经济压力，推动企业下力气做好安全工作。
　　
　　5.提高安全生产资源保障水平，加大安全管理投入。借鉴荷兰职业培训的成本和风险由整个行业来承担、费用来自税收的经验，免费向建筑工人进行安全培训和教育。应正式规定建设工程安全作业环境及安全施工措施所需费用，作为非竞争性费用在招标时单列，以保证安全费用的落实。推广新型安全设备、工艺、技术，政府不但应对安全设备进行质量检查和认证，而且应不断推荐对通过技术认证的产品，强制淘汰落后安全设备和技术的应用。
　　
　　6.增加业主事故赔偿责任，敦促业主选择可靠承包商。工程施工发生事故一般与业主无关，这不利于各方共同关注和解决安全问题。应该建立业主共同赔偿制度，使业主意识到，只有选择那些具有优良的安全施工记录的公司，才能减少业主损失，保障业主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