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论上讲，认定道路交通事故赔偿责任的主体依据，不能简单地确定为机动车的所有人，而应以机动车的运行支配和运行利益者为依据。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人，他可能是交通事故的责任者，也可能是车辆所有人，其他对车辆具有运行支配权以及取得运行利益的人，也就是说，确定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责任主体，要从是否对机动车的运行在事实上处于支配管理的地位，以及是否从机动车的运行中获取利益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在大多数情况下，机动车的所有人支配着机动车的运行并获取运行利益，在运行中造成交通事故，理应确定为赔偿责任主体。但是当机动车的所有人不是机动车的运行支配和运行利益者时，机动车的所有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运输公司是肇事车登记车主，但运输公司主张该车属挂靠车辆，实际车主为车某，并且车某对此予以认可，并且进行确权诉讼，也提出要求参加本案诉讼。据此，本案的实体处理结果可能涉及到车某，所以，应当追加车某进入本案诉讼。
    　　三、赔偿主体的确定
    　　本案中，司某虽然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但由于交通事故是在司某执行职务过程中发生的，所以，对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应当由其雇主承担责任。本案赔偿主体的确定，实际上是挂靠车辆肇事后赔偿责任的承担问题。本案再审中，对受害人的损失，是由名义车主运输公司承担，还是由实际车主车某承担，产生了不同意见，笔者同意后者。
    　　挂靠具体情况非常复杂，但总的说来，挂靠均是原来两个分别独立的民事主体，一方为了收取挂靠利益而允许另一方以其名义从事或进行某种经营活动而结合在一起的。此种挂靠行为在挂靠双方之间，其权利内容一般都是具体明确的，但对外产生的法律效果，却有不同的认识。本案再审中认为应当由运输公司承担责任意见的主要推理逻辑为，挂靠者从事的经营活动即为被挂靠者的经营活动，被挂靠者即应对这种自己名下的经营活动承担法律后果。同时，挂靠具有担保的性质，即被挂靠者在以其全部财产和信用作为挂靠者以其名义从事经营活动的基础，担保挂靠者所从事的经营活动的履行，这就是挂靠关系对被挂靠者所产生的风险。被挂靠者既然接受了他人的挂靠，相应地就必须接受这种风险，不能只享受挂靠利益，而不承担挂靠风险。所以不论是人的挂靠，还是物的挂靠，被挂靠者都应当承担相应的风险责任，让被挂靠者承担挂靠者致害的连带责任，应是合理的 。
    　　从比较法的角度看，20世纪以来，各国相继制定特别法，均根据危害责任思想和报偿责任理论来确定机动车损害赔偿的责任主体。具体操作就是通过“运行支配”和“运行利益”两项标准加以把握。所谓运行支配，通常是指可以在事实上支配管领机动车运行的地位。它包括直接支配，如车辆所有人自己驾驶运行或雇佣他人驾驶运行，也包括间接支配，如车辆所有将车辆租给或借给他人使用，车辆所有人是基于利益和信任关系自主支配其车辆使用权，在此情况下，车辆所有人是间接支配车辆的运行。所谓运行利益，一般认为是指因运行而生的利益，如汽车运输公司、企业进行承包经营，将车辆发包给个人或企业，收取承包费，他仍然是车辆的支配者（间接）和运行利益的归属者，承包方发生交通事故，发包方自然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因此承包人实际支配下的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发包人、承包人自然要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换言之，某人是否是机动车损害赔偿的责任主体，要从其是否对该机动车的运行于事实上位于支配管理的地位和是否从该机动车的运行中获得利益两方面加以判明。
    　　在我国，对机动车致人损害的责任承担，存在“所有人说”和“经营说”两种观点。过去通常是采用前者，认为应当由所有者承担责任。随着近年来最高法院相关司法解释的出台，如法释[1999]13号《关于被盗机动车肇事后由谁承担损害赔偿问题的批复》规定：“使用被盗窃的机动车辆肇事，造成被害人物质损失的，肇事人应当依法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被盗机动车辆的所有人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又如最高法院法释[2000]38号规定：“采用分期付款方式购车，出卖方在购车方付清全部车款前保留车辆所有权的，购买方以自己的名义与他人订立货物运输合同并使用该车运输的，因交通事故造成他人财产损失的，出卖方不承担民事责任”； 再如最高法院（2001）民一他字第32号“关于连环购车未办理过户手续原车主是否对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承担责任的复函》规定，连环购车未办理过户手续，因车辆已经交付，原车主既不能支配该车的运营，也不能从该车的运营中获得利益，故原车主不应对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承担责任”。从上述司法解释来看，机动车在被盗，或采取分期付款方式购车，或买卖而未办理过户手续后，发生交通事故的机动车所有人，即我们习惯上所说的“名义车主或登记车主”不承担责任，而由支配机动车运行并从中获得利益的“实际车主”或占有人承担责任。这些司法解释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将“名义车主”排除在赔偿主体之外。由此可以看出司法解释也逐渐采纳了“运行支配”和“运行利益”的理论，“经营说”的观点也得到相当程度的认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上述三个司法解释所运用的法原理，在司法实践中，应以“运行支配”和“运行利益”作为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主体的判断标准。
    　　本案中，从运输公司与车某签订的合同可以看出，双方签订合同的目的是便于货运经营，肇事车的占有、使用、收益及至处分权由车某行使；运输公司的合同权利为收取一定的管理费，其义务为帮助车某办理一些车辆行政审批事务。也就是说，运输公司管理费的收取是固定的，与车辆运行收益并无联系；同时，运输公司对车辆的运行也不参与，即不参与车辆的运行支配。由此，可以看出，运输公司对肇事车无“运行支配”权利，也无“运行利益”的收益权，故不应对该车致害承担赔偿责任。故本案死者的损害应由实际车主车某承担赔偿责任。
    　　在本案再审过程中，对于司某是否需要承担责任也产生了一定的争议。笔者认为，根据利益与风险相一致，风险与责任相一致的民法理论，使用他人劳动获得利益的雇主，当然要为受雇人在劳动过程中致他人损害的行为承担责任，故本案中车茜应对雇员司某的行为对外即对受害者承担赔偿责任，司某不是赔偿责任主体，再者司某也不是运行的支配者和运行利益的归属者，不应确定为赔偿责任主体。需要考虑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又规定了雇员在因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条件下，与雇主共同对受害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即雇员有条件地成为损害赔偿的主体。但本案损害事故发生在该解释出台之前，根据法律规定，再审应当适用当时的实体法律规定，此前的法律并未规定雇员在执行职务行为因重大过失导致损害时雇员与雇主承担连带责任，而仅是规定由雇主承担责任，而后雇主可以向雇员追偿。所以本案中不应支持受害人对司某的赔偿请求。
    　　四、赔偿数额的确定
    　　（一）赔偿标准的确定
    　　本案中，受害人是以一般侵权的诉因要求损害赔偿，对赔偿数额要求按照一般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再审过程中，对于受害人损失如何计算产生分歧：第一种意见认为应当支持受害人的请求， 理由是道路交通事故侵权也是侵权，受害人请求按照一般人身损害赔偿应予支持；第二种意见认为不应当支持受害人的请求，理由是《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发生的交通事故，均应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处理”。该规定在法律适用上体现了特殊优于一般的原则，应当按照此规定的标准进行赔偿。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本案案由为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也就是将本案定性为道路交通事故侵权，道路交通事故侵权属于广泛意义上的人身侵权，但是从法律规定上讲，既然将道路交通事故侵权从一般意义上的人身侵权范围划分出来，按照法律规则，在适用时就应当适用道路交通事故侵权的相关规定。具体理由可以参照上文对本案案由确定的相关分析。
    　　  （二）赔偿份额的确定
    　　在本案中，受害人主张死者是受司某邀请与其一同到陕西为运输公司运货，而肇事方则主张其是为到了解线路而搭其便车。对此，再审过程中有意见认为本案只要认定是死者是因交通事故中死亡即可，死者乘车原因不影响本案审理。笔者认为，死者如果属好意搭乘，将影响到本案损害责任的分担，应当予以查明。
    　　好意搭乘是指无偿搭乘他人机动车，且该机动车在交通事故中使无偿搭乘人遭受损害。它同有偿乘车不同，有偿乘车者即买票搭乘汽车的乘客，在遭遇交通事故后，可依客运合同或侵权处理，不存在法律争议问题。而无偿搭车造成损害的侵权行为有自己的特点：第一，机动车井非为搭乘者目的而运营或者行驶，而是为了机动车所有人的目的，搭乘者的目的与机动车行驶的目的仅仅是巧合，或者仅仅是顺路而已；第二，搭乘者搭乘机动车为无偿，如果有偿则为客运合同所调整．但为专门迎送顾客或他人而运营的，虽为无偿，但不是搭便车，不属于好意搭乘；第三，同乘者应当经过机动车驾驶人的同意，未经同意而搭车者，不构成好意同乘。确立好意同乘侵权责任的要旨，既是对受害人权益的保护，也是对汽车支配人对同乘者责任的限制。一方面，好意同乘者搭乘他人车辆，绝不意味着乘车人甘愿自担风险，不能认为好意同乘者放弃遭受交通事故损害的索赔权利，驾驶员也不能因为好意同乘者是无偿搭车而随意置好意同乘者的生命，财产于不顾，好意同乘不能作为驾驶员和车主免责的根据；另一方面，既然好意同乘者是无偿搭车，是“顺风”而已，如果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要车主与客运合同一样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也是不公平的。确立好意同乘侵权行为的原则，就是平衡好意同乘者和机动车所有人的利益冲突，确定适当的赔偿原则。
    　　本案中受害人主张死者是受司某邀请与其一同到陕西为运输公司运货，对此应当负举证责任。综合本案情况，一是受害人仅提供了证人证言，这些证人证言与司某的陈述相反，无其他证据支持；二是车某主张其运货有固定的两个司机，并不需要雇佣第三人，即不存在雇佣死者去拉货的必要。据此，无法认定死者是为车某拉货而到陕西，受害人的主张没有证据证实，不应支持。即便死者真是受司某邀请去拉货，这也属于死者的私自委托，不属于职务行为（其并无该项职务）车某作为客观上的受益人也仅承担适当的补偿责任。
    　　基于此，笔者认为由车某对受害人的损害承担一定份额的赔偿责任，而不是全额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