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经常用GDP指标来评价、科技进步常用发表SCI和EI论文篇数来衡量，这些单一畸形的指标所存在的问题以及其带来的各种负面效应，已经有很多人写文章对其进行分析和批判，政府管理部门也逐渐意识到其片面性。但大家对安全状态的评价指标，如伤亡总人数、亿元国内生产总值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工矿商贸就业人员十万人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等类似的指标，作为安全状态的评价指标，却没有提出多少异议。这可能是源于大家的朴素而美好愿望：死伤越少总是越好的。如果事实仅仅是这样，我也赞同。但问题是生产安全的状态、特别是公共安全的状态的好转，并不是用一个简单的数字的大小就能完全反映的，而且会带来很多弊端。

        如果片面的追求死伤数字的递减，由于事故的发生或死伤事件的发生并不是均匀分布的，客观上某些时段、某些地区、某些行业的伤亡人数可能会突然增加和突然降低。如果忽视了这一事故发生的规律，就可能出现这种现象：当伤亡人数降低了，就忘乎所以庆祝起来，而当伤亡事故又高发了，有责任的管理部门为了免于受到追责，就干起瞒报漏报的荒谬行为来。如此一来又会造成恶性循环，为了使年年月月伤亡人数不断递减，每届领导的安全压力面前，就就经常会不断的瞒报漏报下去，长期下去就会使评价指标失去意义，安全状态虚假现象膨胀！这种现象现在可能已经很普遍。
        事实上，由于安全投入与产出的滞后效应，当年的安全业绩往往不是当年的安全投入或管理起作用的，或是说是几年前的安全投入和机制进步所体现的效果，职业危害的防治效果更是如此。如果不实事求是一概而论，现在领导轮岗换岗很频繁，没有很直接的关系就把当年某一个地区的安全业绩或败绩都归咎于当年的管理部门或领导，这是不太科学和不公平的。安全状态的好转应该以较长一段时期与另一段时期的比较才能看出的问题。
        当某地区某段时间不计成本加大安全投入时，该时期内安全形势也会根本好转，比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今年的9.3北京阅兵期间，这些特殊时间段和特定的区域里，都不能反映常态下的安全状态。这也类似于2014年的“APEC蓝”不能代表“长期蓝”一样。
        另方面，单纯的伤亡人数减少了安全生产形势就好转了？也未必，比如企业产能减少了、甚至不开工了，这也可以是伤亡人数减少的重要原因；企业转型升级了，脱离了高危行业，伤亡人数也会降低；通货膨胀了，亿元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也会降低。
        对于公共安全问题，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即使没有伤亡并不意味着安全状态就好，例如，某地区发生杀人犯流窜、或是牢犯越狱，也会造成人心惶惶，社会状态很不安全。有时一条骇人听闻的虚假报道或是微信，即使没有造成什么人伤害，其对安全状态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如果片面的追求降低伤亡人数，则那些伤亡较多的地区和行业可能就会得到政府的重视和较大的安全投入，而忽视了安全状态比较好的地区和行业，时间长了可能又会出现顾此失彼，更容易使来之不易的安全状态发生波动。
        其实安全状态的评价指标是多样性的，有用伤亡数量的负面性指标来表征的安全状态，还能用正面指标来表征的安全状态，如一个地区的老百姓或一个企业的全体职工的安全观念、安全知识、安全能力的提高程度，或是用安全文化水平的高低来衡量。也可以用人的不安全行为发生次数的减少来反映安全状态，如用城市的违规驾驶人次数和行人闯红灯的次数等来表征该城市的交通安全状态及其好转程度。如此等等，尽管这些评价方法要复杂得多。
         安全和安全评价本来就是一个复杂问题，如果把复杂问题粗暴的简单化或机械化，就会产生更多的安全问题或隐患，进而使安全评价这一行为本身变为新的不安全因素或隐患。安全状态评价粗暴简单化也是安全工作急功急利化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