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险些发生第十跳。寻求心理帮助的这两名富士康夫妻职工，事后坦言是因为二人的感情冲突。尽管发生了九连跳，但富士康的招工显然并未受到影响，与其他企业相比，其完善的福利待遇仍旧受到众多求职者的追捧。（长江网5月18日）而与此同时，富士康的新闻发言人刘坤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员工坠楼和企业管理没有直接关系，我们认为坠楼者主要问题出在自身。今年富士康每天有近8000人在招募点排队，那么多年轻人希望到富士康工作，如果富士康是‘血汗工厂’，会有那么多人来应聘吗？”（《京华时报》5月19日）

发言人刘坤之问恰恰是富士康这个问题的纠结所在。既然富士康工资支付及时、职工社会福利较为完善，为何又接连发生如此密集的自杀事件？

富士康的坠楼悲剧能否和“血汗工厂”的“盛名”直接挂钩，能否作为一代农民工的“苦闷”象征？与其争论不休，不如换一个思路：不拖欠工资、基本完善的社保以及劳工保护措施，是否就是工人的全部权利？

以人权理论观照富士康的企业管理，俯身于生产线上的产业工人，需要的不仅仅是基本覆盖的社保和劳保，那是属于生存权的范畴。社会更应关注的，是一代产业工人的发展权问题。这或许是完善社保之下富士康坠楼悲剧频发的原因。

记者采访了富士康的一名普通职工，对方告知：“富士康讲的是‘速度’和‘效率’，在生产线上，员工不能随意说话、不能接听手机、无人顶替不能离岗，而且不少基层管理人员态度恶劣，对普通工人很不客气。一个人如果心理受到创伤、工作上又有压力，就已经到了崩溃边缘，再被主管骂，很容易想不开。”一个管理严苛、作业时间长、技术含量低、机械性重复高强度的工作流水线上的工人，即便有完善的保护和社保，也很容易被异化为机器的一部分。当人成为机器，而又心怀作为人的发展的苦闷时，内心的冲突又会发展到怎样的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