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马富才等高官因对事故负有领导责任而引咎辞职，人们普遍叫好，认为这才是治本之策。
事故原因的划分通常有两种，一是直接原因与间接原因，二是主要原因与次要原因。长期以来，在追究责任时，多以前者定案，即谁与事故的直接原因有关，谁就承担主要责任；谁在事故中起间接作用，谁就承担次要责任。但这是一个治标的作法，这样做的结果，承担主要责任的人，永远都是那些被动执行者（他们既是事故的责任者，又是事故的受害者）。而那些起决定作用的决策者们，即使有责任，往往都是间接的，所谓“管理责任”或“领导责任”。加之我们追究责任的制度设计，丝毫不影响那些负次要责任者的现状，故而安全生产的长效机制难以建成。
官员问责，使这个问题迎刃而解，因为它指向事故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一般都是背景原因，从表面看，这些原因是间接的，人们很容易放过它，但它的作用却是决定性的。例如“12.23”井喷，为何拖了18个小时才点火烧掉硫化氢，答案就是现场工人无权这么做，而有权这么做的人又由于种种原因没这么做。这就是主要原因。谁是这项掣肘制度的制定者或原制定者的职务承继人，谁就应当承担责任。官员问责，表明人们开始重视解决安全问题的主要矛盾，或是解决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是认识上的深化。
以主次区分事故原因，可以避免以间接原因的定性来淡化主要原因之危害，使人们认识到技术失控只是事故发生的表象，其内里是比工程技术更复杂的社会问题。事实早就证明，无论大小事故，其致因都不在人们的未知领域，也不存在尖端的技术难题。技术和工程处于复杂的社会背景之中作用有限，何况它本身还有可能受某种外来因素影响而失去可靠性。因此，一定要在弄清事故的技术原因的同时，把目光更多地投向非技术方面，找出深层次的社会原因，应用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改变长期困扰我们的安全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