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4月，一起劣质安全帽引发的事件被炒得沸沸扬扬。浙江一个建筑工地的工人，被吊装过程中不慎落下的钢筋击中，安全帽被砸穿，钢筋穿过脑部，救治无效后死亡。本应是生命最后一道防线的安全帽，缘何如此不堪一击？企业购买劣质安全帽，是产品制假技术高超造成真假难辨，还是漠视生命明知故犯？劳动防护用品使用的监管为何出现漏洞？
　　国家质检总局曾在2003年，对安全帽质量状况进行抽查，结果是合格率不到80%。以我国每年约5000万只的安全帽消耗量来计算，会有近1000万顶不合格的安全帽，以庇佑生命为名戴在工人头上。在危险降临时，无法起到最后一道防线的作用，可以说，这是一个潜藏的巨大安全隐患。在市场经济下，终端消费决定生产制造，企业对低价格的盲目需求，促进了劣质产品的泛滥。只有抓住对终端消费的监管，才能从根本上杜绝假冒伪劣产品的生产。
　　某市对47家厂矿个体防护用品的配备和使用情况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个体防护用品配备率为54.5%，已发放的使用率仅为38.7%。这两个数字可以反映出，劳动防护用品使用情况不容乐观。除了浙江“安全帽”事件反映的企业不舍得投入，不按规定采购劳动防护用品外，劳动者自身防护意识淡薄，“领而不用”现象，以及劳动防护用品使用不当等问题也相当普遍。使用企业的这些问题，除了自身不重视对劳动防护用品的管理外，也反映出监管部门对企业劳动防护用品使用情况监管不到位。
　　
　　体制沿革
　　发现问题，需要追溯历史。我国对劳动防护用品的监管，历经了多次变革。上世纪50年代，国务院通过的《工厂安全卫生规程》《建筑安全工程安全技术规程》中，对劳动防护用品的配备和使用做出了非常具体的规定，要求用人单位在供给职工适用有效的防护用品时，明确规定发放、保管、检查和使用的办法。60年代，原劳动部颁发《国营企业职工个人防护用品发放标准》。80年代，原劳动人事部、国家经委、商业部、全国总工会联合颁发《关于改革职工个人劳动防护用品发放标准和管理制度的通知》及一系列规定办法。其中明确了一个概念，劳动防护用品不是可有可无的职工福利，而是与职工安全和健康息息相关的不可缺少的必备装备。此后，原劳动人事部、商业部、标准总局联合颁布《劳动防护用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暂行管理办法》，将劳动防护用品管理工作，上升到标准化管理的高度。80年代末期，国务院颁布《工业产品许可证试行条例》，对劳动防护用品实行安全生产许可制度，为劳动防护用品的质量管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后，由于国务院机构改革，对劳动防护用品的监管工作，在1999年转移到国家经贸委，2001年又划转到新成立的国家安全生产监管局。2002年，《安全生产法》颁布，其中明确规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有职责监督企业的劳动防护用品使用情况。2003年，国家取消了对劳动防护用品生产和销售企业的行政许可制度。2005年，国家安全监管总局颁布1号令《劳动防护用品监督管理规定》，对特种劳动防护用品生产企业实行安全标志管理。
　　历经国务院体制的多次变革，特别是劳动防护用品生产企业的行政许可制度取消后，一些人认为失去了源头监管的有力手段，监管总体弱化。大部分省份的安全监管部门，在总局1号令出台前，没有采取什么动作，好的可能在日常监管中加入一条对劳动防护用品的监督检查。从监管力量上讲，无论是国家安全监管总局还是各地安全监管局，负责劳动防护用品监管的力量较薄弱，人员往往身兼数职。
　　另一方面，由于国家安全监管总局是一个新成立不久的部门，新人很多，缺乏专业技术知识和现场经验，到企业检查时往往走过场，不了解企业的职业危害有哪些，是否应采取防护措施，以及应采取哪些防护措施，由此造成假冒伪劣劳动防护用品质量在使用终端难以被发现。很多安全监管人员还存在执法不规范的问题。有的安监执法人员到建筑工地监督检查，发现工人戴的安全帽不合格，是“三无”产品，就会直接把工人的帽子摘掉拿走，这就是不规范的执法行为。无论是政府监管人员还是企业内部的安全管理人员，在现场摘掉工人的安全帽，应该有一顶合格的安全帽给工人戴上，或者把工人叫离现场，另配一顶安全帽。
　　矛盾还存在于监管职能划转初期，各种政策出现真空，这时各省探索了自己的解决办法，却在国家安全监管总局1号令出台后面临衔接问题。例如河南省在国家安全监管总局1号令出台前，颁布了《河南省劳动防护用品监督管理规定》，许多生产企业申请到了河南省的安全标志。1号令出台后，《河南省劳动防护用品监督管理规定》停止执行，但对企业来说，申请国家的安标，有很多重复工作和重复费用。2004年河南省还下发了《河南省劳动防护用品监督员管理办法》(试行)，为企业培训了一批专(兼)职劳动防护用品监督员，这个很好的做法，最终却未能实施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