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服，晋穆侯时期的一名普通大夫，凭借着近乎预言般的一段话，居然在惜墨如金的西周史书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师服之后，孔子、孟子、荀子等春秋战国大家们，均围绕他的话题进行思想意识的张扬和对社会现状的猛烈抨击。

师服所说的，便是由尧舜开始的礼制的崩塌；而礼制的崩塌，却是从维护礼制者自身在道德遵循方面首先沦丧开始的。

礼制是人伦之治，在抽象的概念基础上，也是极为宽泛而又事无巨细的教条。礼制以尧舜为源头，将德政高度浓缩概括，并通过礼仪定式和礼制严格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与思想。无论夏商还是西周，作为意识形态的准则和遵循，礼制拥有着绝对权威和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即便君王，也不敢撕裂礼制的约束而为所欲为。

在法律的严惩之外，礼制的权威更多地依靠天子和诸侯各国君的自我修养和国家体制内部的自我净化来实现。或者如汤武王网开一面的仁慈、周文王画地为牢的宽容，或者如周公沐发吐哺般的辛劳、伊尹放太甲于桐宫的勇气。

后世对夏桀、商纣这样的国君或者周幽王这一类的天子，大多呈现出口诛笔伐的态势，正是站在礼制的角度，用圣人和君子的言行来衡量考究。在东周以后，这种约定成俗的标准，很大程度上也成为天子和诸侯各国国君必须防守的底线，击穿底线意味着国家将会灭亡。

遵守于“天子无戏言”的礼制，一次玩笑后，周成王将唐地赐给弟弟叔虞，成为晋国的开始。此后，在周平王东迁时，因为护送有功，晋国获得了更多的赏赐性封地，晋国开始了实力扩张，甚至有能力与北方的游牧部落直接对抗。

“风起于青萍之末”。师服的担忧却是从晋穆侯给两个儿子起名开始的。在一次失败战役时，晋穆侯的夫人姜氏临盆产子，晋穆侯给他取了个名字——“仇”，此后另一场战役中，仇的弟弟成师也出生了。师服认为，仇为长子即储君，为大宗，成师为庶子，为小宗，并没有继承王位的权力，晋穆侯却不遵循古法，将两人的名字错误，或许昭示着晋国会有大灾难。

可以看出，师服对晋穆侯显示出了极端不满，认为晋穆侯没有将礼制完整的继承和保留。他说，“国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二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也就是说，不同的级别和岗位，有着不同的约束和定义，不能将其混淆甚至是出现本末倒置和上下颠倒的事实。

关于本末，《说文解字》这样表述，“木下曰本”“木上曰末”，即以树根为本，以树枝为末，则内在的、生成的、主要的为根本，外在的、被生的、次要的为枝末。即从主次关系上看，孔子是以主干为本，以枝节为末，即主要从其地位和重要性上着眼，占有重要地位的为主干，为本；占有较次要地位的为枝节，为末。师服的意识中，仇为储君，不仅要让其在敬老、尊老、乐施、亲贤、好德、恶贪、廉让等方面尊德弃恶着重培养，更应将“成师”这样符合古礼、又具有吉祥意义的名字给予“仇”。

《礼记．大学》讲“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按照当时传统礼制的指导，一件事情，掌握本末终始、先后次序以及终极目标的勘定是非常重要的。尽管师服的本末思想带有浓厚的主观主义和迷信色彩，但是他从当时环境下和宗法制度的约定成俗的礼制角度，大胆批判晋穆侯给国家安危带来的巨大隐患，即根源性原因：本末倒置还使礼法以及宗族制度遭到根本性破坏。这样的先例一开，效仿者会接踵而至，使礼制不再拥有权威，或者变成利欲的工具，丧失本来的意义。

这一点，于现代安全生产而言，依然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假设安全生产的各种规章制度为“礼制”的话，那么安全生产管理和督查便是维护“礼制”的手段和方式。但是这种“手段和方式”不能“礼制”原有的概念和范畴，更不能将“手段和方式”取代“礼制”的终极目的，即督导检查仅仅是为促进安全生产，而不是为了督导检查而检查。

但在实践中，很多工作确实带有本末倒置的味道。如在安全生产考核中，以督导之名，过分强调书面化和资料的完整性，极大地促使痕迹主义流行泛滥，不仅对实际安全生产工作没有促进作用，相反却增加被检单位和生产一线管理负担，事实上严重干扰了正常安全生产秩序，无形中造成极大的安全生产隐患。

另外一种更为可怕的现象就是借助安全监管的名义，看似考核，其实是本末倒置下唯心、唯上的表现。例如有关部门没有按照针对考核对象履行法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和掌握安全规程等实际能力这个目标去考核，而是极大偏离这个目标，不仅不把安全生产管理职责考核作为重点，把实际工作能力考核放在一边，而是围绕书本上那些所谓的理论知识、原理和繁杂的法律法规等内容进行考核，认为越难越好，所以安全生产考核出现了分类或分专业的考核，考核题库宏大、俨然成为一门学术或专业，造成了现在“持证的不能干活、干活的拿不到证的”怪现象。

实际上，安全生产法已分别确定了企业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各项管理责任，特种作业人员除应掌握劳动者应有的权力和义务外，只要能够按照其工种的安全操作规程进行作业即可，不应该出现繁杂的要求。

简单为遵守提供了最好的条件，恰如师服对晋穆侯的期待一样，按照最基本的礼制去取名，求得心理上的祥和和国民的满意。礼法的推进持续和安全生产一样，简单能使人迅速和准确的判断是非，而复杂或者人文的破坏、更改，会使人不知所云甚至错误消防。

固然，安全生产重在监管。如晋国大宗小宗名字错位一样，如果在安全监管中，相关部门以监管的合法名义对违章、隐患等行为一罚了之，而不是彻查违章、隐患的根源，更是错上加错的本末倒置，甚至是凭违章、隐患泛滥的温床，而最终会导致悲剧的发生。同时还应立足于日常的监管。有时候一些全事故发生之后，地方和基层企业都会迎来集中式的检查。表面看，这种应急检查确实能有效防范同类事故重复发生，但同这种集中、突击检查相比，严密、认真的日常监管更能有效避免类似事故的发生，即根源治理。如同晋穆侯开始就不把成师封在曲沃这样富庶之地，或许不会有后面按照师服所担忧的样子，向着更为糟糕的的方向发展。

公元前745年，晋文侯之子、晋穆侯之孙晋昭侯违背了周礼确定的等级制度，将大于都城翼城的曲沃城分封给了成师，成师也被人们称作曲沃桓叔。旋即，成师便依靠曲沃的强大实力向晋文侯的权威发起挑战。

也就是从那一刻起，晋国国君成为当时时代最为凶险和无奈的职业。在漫长而持久的“曲沃代翼”征伐中，曲沃小宗方面先后经历了曲沃桓公、曲沃庄伯和曲沃武公三世，历经六次你自我活的战争，诛杀了翼城大宗五位国君，并使周边八镇诸侯国卷入战争，时间长达67年之久。

最终的结果是，在晋侯缗二十八年，公元前678年，曲沃武公灭掉了晋侯缗，并通过在大宗争抢来的珠宝贿赂财政上捉襟见肘的周釐王，在周天子的诏令下，“合法地”获取了晋国国君的位置，并且将晋国的侯爵地位升级为公爵，在东周八百诸侯中，成为天下显赫的人物。

由于晋国大宗放任小宗的发展和壮大，大宗的灭亡成了必然。历史是把双刃剑，一方面既有对礼制破坏的无可奈何般的哀婉，也有因小宗的强势崛起完成对大宗保守的自我否定，为晋国注入了强大的活跃因子，也为晋国称霸近三百年，做出了理论和实践上的开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这样的角度考虑，积极地安全生产的监督管理也需要注入新的思维和活力。如安全文化建设，用更多的人性化和道德方面的约束来填充各项安全规章制度外的安全理念树立，全面助推生产企业从“要我安全”到“我要安全”的观念转变，从而实现主动预防，也不失为一个简捷路径，或许会事半功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