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初年，郑庄公故事可以说是现代企业在逆境中生存与发展的另类注解，成为双方博弈后来居上实现惊天逆转的经典案例。

郑国原先的封地在陕西棫林（今山西扶风县），平王东迁时，郑国护卫周室来到中原，并在虢（今河南密县）、郐（今河南荥阳）间定居。很显然，郑国仅仅是西周春秋时期众多诸侯之一，相对于周边诸侯，并没有过高的实力炫耀。

但由于紧邻京畿，秦国又处于幽王之后百废待兴，晋国内乱不断，周平王对郑国呈现完全依赖的状态。战事之后的短暂和平，以及外部环境的相对宽松，使郑国迅速发展和强大起来。郑国的内部也在不断地调整状态，使其从统治阶级内部到庶民都有理性的选择和规范的秩序来实现国家长治久安。

在诸侯林立的春秋时期，每一个诸侯国君必须清醒认识到周室衰微对他们国家安全造成的巨大威胁，礼制意义上的保护，随着周王朝军事力量的逐年下降已经名存实亡，使其生存下来的唯一路径便是国家的富强和军队实力的迅速增长。当然，对郑庄公来说，还有一条重要的强国基础就是保障宗族家事的相对稳定。在经历了从“兄终弟及”到“嫡庶子”继承之后，至郑庄公时，王位的争夺从统治者家族内部矛盾上升为整个国家战略选择和全体国民意志的统一。

打破“君权神授”的神话，填补它的便是武力和中央集权的高度统一以及王位争夺的流血现实。整个西周，王者家族内讧成为社会动荡和政权危机的重要隐患，在此后近三千年的封建统治中，王位争夺或者储君之立，往往成为国家兴衰的关键。后世中，既有八王之乱招致汉民族几近灭亡的惨痛教训，也有“玄武门之变”这样开启盛世的经典案例，关键要看当任者和继任者的谋略和胆识，有时候是历史的自然选择，有些时候就是“英雄”对历史和现实的改写。当然发展需要有安全和平和的大环境，否则祸生肘腋，连自身都有不测。

这一点对于郑庄公来说，体会或许极为深刻。他的父亲郑武公娶妻武姜，武姜生庄公及叔段。由于难产，武姜并不喜欢生庄公，甚至给他起了一个怪异的乳名——寤生，以示厌恶。对于次子叔段反倒宠爱有加，经常在武公面前美言。尽管庄公以嫡长子身份顺利继位，但对于他的弟弟叔段来说，不异于晴天霹雳。昨日同胞，一朝君臣，尽管取得京邑这样的殷实之地，但段叔依然心存野心，与王城里的武姜里应外合准备起兵造反。

采食京邑，是郑武公对妻子武姜的妥协之策。武公辞世之际，武姜看到武公选取庄公继位的决心已下，便请求将“制”地分给叔段，武公认为此地为战略要地而断然拒绝。“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更不要提一个蠢蠢欲动的王室贵胄。西周之后，尽管君权神授的理念已随着幽王之灭而被打破，但传统和礼制的巨大惯性还是存在的。作为道德夫人延续和传导，在天下人心中，手足情谊四个大字，如一套枷锁捆绑的庄公手脚，几乎让他毫无办法，何况其上还有母后大人这样的人伦存在。

段叔却极力地强化武备，以惊人的速度发展，京邑的城垣已经超过庄公的都邑，并且收编了郑国西部和北部的镇守将领听命与他，实力得到空前发展，他自己凭借一些恩惠和威望，也被人们称为“京城大叔”，俨然一副在野天子的味道。自然，这些情报会迅速送到庄公那里。大臣祭仲忧心忡忡：凡是都邑，城墙周围的长度超过三百丈，都是国家的祸害。这件事情，先王是有严格的制度规定的。现在京邑不合先王的制度，违反了规定。祭仲认为，段叔的行为好比田间野草，任其发展会迅速蔓延导致田地荒芜的。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郑庄公居然忍受了近乎“天无二日”的事实，一句多行不义必自毙掩盖了一切事实。忍！郑庄公必须付出了大量的时间，来等待一战而定乾坤的最佳时机，而这一战，必须师出有理，名正言顺。

郑庄公用自我压抑和韬光隐晦的办法，等待正义力量的汇集成不可逆转的强劲动力。郑庄公祭起的“义”，便是社会秩序的基本规则。春秋战国时代战事纷争，但没有一个诸侯国公然敢于对礼制提出挑战，即便周室衰微，诸侯们也得利用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来发号施令，超越了这条禁律，天下就会群起而攻之。对于不同层次和不同时代的人来说，“义”所包含的概念不同，包含范围也是不尽相同的，但“义”的底线是不分阶层和恒久不变的，任何行为不能触碰这条底线，或者以牺牲“底线”或者践踏红线作为发展的基础。从道德层面和现代社会管理方向来看，郑庄公有着故意纵容最终导致段叔身败名裂的战术思维。但从竞争成本的角度看，庄公利用了最小成本，达到发展的终极目的。

现代社会对于企业之间的良性发展和有序竞争同样具有极其重要的启迪意义。“发展决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对社会和企业来说，同样是不可逾越的红线和不可触及的底线。企业发展发展必须遵循安全生产的原则，必须充分尊重安全生产的投入与经济利益之间的有效关联，必须在理论上厘清经济手段刺激发展和企业良性和可持续发展之间内生动力的根本区别。

有些企业将经济效益毫无原则的盲目放大，认为安全生产事故的发展有着偶然性一样，段叔将“义”的底线力量爆发看做了偶发因素，极端注重“穷兵黩武”般的势力扩张，而忽略了对违背“正义”被群起而攻之的必然性，换句话说，在践踏底线超越红线作为发展代价的时候，或许繁荣将变得虚假，单凭经济刺激或者精神鼓励也难以挽回根基缺失带来的巨大生存危机。

仅以安全生产为例，很多现代企业，在放弃安全底线后，确实为企业带来短暂的、空前发展，在特定的时间内超越对手。但安全隐患甚至风险的失控，会在竞争最为关键的时刻将企业颠覆。安全作为现代企业发展的最基本要素，仿佛段叔放弃对道德规范和社会秩序的起码尊重一般，会使自己不知不觉陷入内外忧患的境界。

终于，段叔膨胀的欲望终于让他尝到了恶果。郑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722年，借着修整城垣的机会，大肆补充武器装备，并与母后武姜约定，在其攻打都邑时打开城门。这一切均在庄公的意料和掌握之中。庄公的军队，在道德和礼仪武装下的京邑民众支持下，仅仅一战就全歼了段叔叛军，段叔也逃亡他国，最后客死他乡。

作为我国著名史书和儒家重要经典的《春秋》一书开篇，孔子用“（鲁隐公元年）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九字来说明郑国兄弟相争、结局迥异事件的重要意义。在孔子看来，段叔的悲剧在于庄公失于“孝悌”的故意纵容，诱使其走上不归路。但终究根源，便是段叔丧失“底线原则”，在没有任何外力作用和有效口实的作用下，盲目发展和无序竞争造成的，多少有点像现代企业为了挤垮同行，加大生产忽视安全作用一样，最终结果便是企业的灭顶之灾。压垮这个企业的，或许不是同行，而是像庄公所倚靠的京邑民众维护道义的自觉——给再多的经济刺激，也会有人天然地感知，生命的可贵。

也正因如此，孔子也为庄公兄弟相残一事笔下留情。作为春秋末期的人物，孔子见证甚至亲历了庄公事后的发展基本均是武力与道德之间的较量，社会也遵循着这个规律持续。每一个人都愿意看到自己的母国强大，站在鲁国的立场上，段叔已经丧失了一奶同胞之意，一个“克”字，直接将段叔推到了正统的对立面去了。

果然此后的郑庄公并没有让孔子失望，面对强大的天下共主周平王之后三世天子周桓王及陈国、蔡国、虢国、卫国四国大军压境的危机情况下，以“自卫”之名出师的庄公淡然处之，一箭射中周恒王臂膀，周恒王仓皇逃窜，史称“繻葛之战”。繻葛之战后，周天子威信扫地，甚至不得已与郑国交换“质子”，表示永结同心，不再战争。从此郑庄公声威大震。宋、卫、陈等宿敌都来求和，郑国成为当时中原最强盛的诸侯国。后来，郑庄公与齐、卫、宋等大国诸侯结盟，俨然已是诸侯霸主。

对于他的母亲武姜，经过短暂的猜忌和生气后，两人消除了隔阂。这是一段非常美好的传说，打败段叔后，他将母亲发配到荒凉的城颖，并发誓“不及黄泉，无相见也”。谁知不久庄公就思念起母亲来但碍于誓言也无法相见。于是有谋臣就告诉他，可以在城颖之下挖出隧洞找到黄泉之水即可相见。历尽波折的母子两在城颖阴暗潮湿的隧洞抱头痛哭，此后和好如初。孔子用了《诗经•大雅•既醉》中的一句来他对形容庄公认母时的喜悦：孝子不匮，永锡尔类。

当时，孝与尊崇天子之“义”有着同等重要的地位。孔子的意思说，孝顺的人不会断绝子嗣，上天还会赐福给孝顺的人。孔子的这段话，或许道出了发展的真实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