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武王的军事征伐，商纣王所采取的自卫反击行动，可以看做是典型的救援失败案例。

周武王十二年，公元前1044年，二月甲子日的凌晨，面对武王姬昌的突然袭击，仓促间，商纣紧急征调了京城周边奴隶和监狱中的犯人七十余万人，组成临时军队仓促迎战。

从人数上，商朝的军队占有绝对的优势。武王仅率领战车三百辆，虎贲三千，戎装将士四万五千人。对于崇尚武力又天生睿智的纣王来说，武王的行为算作是以卵击石。

按照史书上的记载，纣王至少有三项过人之处：天生力大无穷，可以徒手与野兽搏斗；天赋聪颖，口才卓越，有很强的煽动性；有超强的国家统治能力，在经济建设中又有他独到的思维和方式。

在明代许仲琳的怪志小说《封神演义》中，在纣王的社稷大厦将倾的危急时刻，纣王身边依然有闻仲、箕子、费仲等能臣干吏的存在。即便是在武王起兵的关键时刻，瞬间能将七十万人组编为一支军队，可见纣王在组织能力、统筹能力和应变能力等当面，有着高超的领导艺术和社会统筹能力。

无疑，纣王是商朝民众心目中的英雄。并非是每一次朝代的更迭均源于一方经济的崩溃，更多的是统治阶层随着势力的此消彼长而进行的利益再分配，甚至不能将暴虐和昏庸强加给亡国之君，来否定他的文治武功。比如酒林肉池、鹿台、炮烙之刑也从另一个方面显示了商朝的国力之强大，“横征暴敛、民不聊生”等词汇不能用在商纣身上，否则政权的消亡应该是从内部的国民暴乱开始，而非异族周武王的“礼乐”征伐。“朝歌夜弦五十里，八百诸侯朝灵山”，说的便是商纣王统治时期下的都城朝歌。

纵观先秦历史，夏商两个朝代的消亡，均为统治阶级外部侵害造成，夏桀和商纣也有很多相近和共同之处，如为政不修、贪图安逸以及牡鸡司晨等。中国历来有红颜祸水的说法，以夏桀的妹喜、商纣的妲己为代表，反向来举证亡国之君昏庸好色的本质。

传说本身就是演义。无论是夏桀还是商纣，都有着无比的自信。夏桀用太阳来比作自己，只有太阳消亡了，他才会消亡。而纣王更是不相信命运的人。西伯戡黎后，大臣祖伊惊慌失措地向纣王报告，说黎国作为商朝龙兴之地，现今已经被周国灭掉，这是上天的惩罚，也是断绝了商朝的气运。纣王则毫不介意，他说，命不在天，又何必担忧。

反观周武王所带领的西岐军队，尽管踌躇满志，但也没有攻必果、战必胜的信心。甚至在武王姬发率领大军渡过盟津的时候，甚至祈求上天将胜利的天平倾向大周。在武王的内心世界里，他早已做好了失败的打算：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无良。

武王姬发之所以敢率军攻打商纣王，是他有着最起码的防御低线，即失败后可以退守西岐，凭借黄河和潼关天险保住自己的封地。作为国家战略防御的高级体现形式，以攻为守或者试探性攻击或许是武王的上佳选择。

历史几乎是重演。在商汤灭夏时，重臣伊尹也采取过相关手法。商王用了近二十年时间，首先采取分化瓦解的方式，将夏桀京畿周边的小国据为己有，对夏桀形成了战略性包围。商汤对最后决战仍持十分慎重的态度。几经试探和权衡方才作出决定。立国近400年的夏王朝，即便已面临灭亡之时，但仍具有相当的实力。当商汤在伊尹的建议下停止向夏桀纳贡以试探其反应时，夏桀即调动九夷之师，准备讨伐商汤。商汤视情马上“谢罪请服，复入职贡”，稳住夏桀，继续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不久传来了夏桀诛杀重臣、众叛亲离的消息。商汤乃再行停止向夏桀的贡奉。这次，夏桀的指挥棒完全失灵了，九夷之师不起，有诸侯公开反抗。此时商汤见灭夏的时机已经成熟，才下令起兵征伐。

在商纣和夏桀的战略防御体系中，首先是错误地将国家安全保障放在邻国间联合抗敌和盟约的基础上。这样的做法，尽管在联盟初期可以有效地拉大战略防御纵深，但由于联盟的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极其不稳定，随着条件变化和不确定因素的增加，盟国的倒戈会瞬间造成战略纵深的消失，遥不可及、看似无关的危险源会瞬间来临。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武王伐纣最终形势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一夜之间七十万军队完全倒戈，瞬间就让商王朝土崩瓦解，纣王以鹿台自杀的悲剧完成了他作为“英雄”的最后展示。

传统认为，在决定“小邦周”通过著名的牧野之战能一战而胜“大邑商”绝非偶然。周武王争取人心、翦商羽翼、乘虚进攻的谋略以及商纣王缺乏警惕、毫无防范、多面作战形成了鲜明对比。

祸生掣肘这句中国历史上耳熟能详的成语，事实上昭示着危险源的产生通常不是以“很暴力、很恐怖”的形式出现，更多的则是不经意甚至是主观上认为“不可能”或者没有可能的情况下发生。武王和商王的每一次军事行动和外交行为，都是对纣王和夏桀的风险累积，当量变到质变的时候，便是改朝易代的时候，也将开始对前者心理和生理最大的折磨。

商汤灭夏和武王伐纣，在迷信鬼神的时代，打破了君王永固的思想。除去历史和政治意义，两件征伐事件本身还为现代安全生产应急管理带来巨大反思。

西汉刘向《敬慎》篇有云：怨生于不报，祸生于多福；安危存于自处；不困在于早豫。就是指祸生于安享的太平，太平的骄奢淫逸定会成为灾祸的本源，麻痹大意瞬间就是危险源的出现。

更为恐怖的是，当将危险源错误地判断为安全信号时，面临的必将是灭顶之灾。商纣王的错误就是在毫无应急预案和无兵源可用的情况下，强行将政权专制对象奴隶与罪犯配发武器哄上战场，成为他失败的直接原因。

现代应急管理是指相关机构在突发事件的事前预防、事发应对、事中处置和善后恢复过程中，通过建立必要的应对机制，采取一系列必要措施，应用科学、技术、规划与管理等手段，来保障安全。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前提只要有一项关注，失望的结局将不会发生。

纣王在缺失了制度保障、物资保障的前提下，没有采取任何有效防范措施。在饮鸩止渴般的奴隶上场倒戈后，直接造成了他的心里崩溃。用不确定因素去影响甚至希望更改另一个不确定因素，已经造成了主观上的形而上学，并不能对任何一方产生本质影响，因此纣王之死也成为必然。如同要抢救一名落水者，偏偏却扔给他一块秤砣。

事实上，纣王还有另一种选择：逃离。从单纯生命的意义讲，纣王可以选择逃离他的驻地京师朝歌，图谋东山再起，也不失为上策。但是毫无思想准备的纣王不假思索就结束生命，显得过于草率，暴露出他心里承受能力此时已经完全崩溃。

在现代救援案例中，被救者本人的心里素质在漫长的施救过程中将起到关键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在不可抗力等突发事件来临时，被困者的镇定自若或许将会迎来最佳救援时机。

或许，这又是商纣和西岐战争故事给现代应急理念的又一点启发。